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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锋小说的真正意义,批评家们并没有挖掘清楚丨专访马原

发布时间:2019-11-06 19:33:11 | 人气: 4422

杨士奇

谈到马援,我们总能想起小说中的一句话:“我是汉族人,名叫马援。我写小说。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这句话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,也使马元安成为当时叙事革命的重要先驱。直到后来,通过各种解释和讨论,马援这个名字才逐渐成为一个象征。它长期存在于各种文学史教科书中,并且越来越难以理解。

我们一直在谈论马援,但似乎我们还没有真正清楚地谈论它。其原因不仅是马援文本带来的阅读迷雾,也是20世纪80年代“先锋小说”留下的历史尘埃。今天,当人们谈论“先锋小说”时,话语中往往包含遗憾和遗憾,“先锋”已经成为过去。然而,马援认为评论家还没有真正发现先锋小说的真正意义和价值。

在马援的所有作品中,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具有藏族背景的小说。这些小说的影响如此之大,以至于当马援在创作了20年后重新开始写作并写下了另一部新作品时,人们仍然记得马援和西藏是密不可分的。

“人们经常给我和西藏贴上标签。说到马援的小说,我们必须谈谈西藏。谈到西藏的小说,我们必须谈谈马援。事实上,这是一种误读。毕竟,我只在西藏待了七年...在我的记忆中,西藏的意义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、那么重要。”

在他不写小说的那些年,马援制作纪录片,做生意,并且是同济大学的语文老师。当人们指责他渴望快速成功和即时利益时,他所做的就是和朋友们交换信件,反复探索“写还是不写”。直到后来患了重病,马援才突然“被哲学所吸收”。他不仅先逃离了贝上官格,还慢慢地拿起了笔。他先去了海口,然后经过几次,最后在云南南诺山的一个哈尼村定居下来。

在先后写完《幽灵》、《纠缠》等作品后,马援将兴趣转向儿童文学,一口气创作了童话三部曲《万葛花园》、《砖红屋顶》、《三眼叔叔与灰鹅》。回来后,对他的作品不乏赞扬甚至更多的批评,但马援从来不在乎,就像他对待不获奖的态度一样。马援获得的唯一奖项是多年前几个朋友颁发的老虎文学奖。奖品是一元钱。

现在67岁的马援看起来比年轻时温和多了,脸上充满了笑容。在南诺山定居后,他租了几十亩地,每天与风、阳光、水、空气、花草、鸡、鸭、猫和狗打交道,读书、写字、画画和工作。他没有空余时间。他还在六年内建造了九所房子,并将它们命名为“卢九马学院”。在他的家里,他为自己建了一座钟楼。当他想按铃时,他会按铃,听钟声在山谷中回响。

马援说他一直关心自然和世界的神秘部分。人们认为马援已经改变了。事实上,马援一直是那个马援。他觉得自己的写作只是不同点上的一种位移,从中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美妙的关系。过去是西藏,但现在是少女村。今年,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重组出版马援的藏族小说。我们也借此机会再次提出这些问题。

《拉萨河女神与冈底斯的诱惑》,马援,《五月文化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9年7月。

今天谈论城市的家是一种奢侈。

新京报:在上一个上海文学周,你谈到了你生活中的三个家——辽宁金仙农场、西藏南诺山女村和云南西双版纳。然而,对许多人来说,“家”似乎更多地指向一个固定而独特的地方,通常与“家乡”联系在一起。

马援:现代生活实际上充满了移民。我认为家和家乡的概念越来越弱。例如,我70%的大学同学来自农村。他们已经在这个城市住了几十年了,也许还记得他们的家乡。然而,对于像我们这样来自城市的孩子来说,家园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空洞的词。在我们这个年纪,我们小时候住的房子和街区可能已经被拆除几十年了。新房子已经建成,甚至我们的记忆也模糊了。因此,今天谈论我们在城市的家是一种奢侈。

我认为家是我们愿意把记忆放进生活的地方,所以我称之为三个家。一个是知识青年时代的辽宁省金县农场。虽然我不是在那里出生的,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可能更像我的家乡和故乡。第二个是西藏。在西藏的七年里,我非常幸运地写了这么多关于西藏的小说,让世界知道西藏是什么样子。与此同时,在那段时间里,我自己似乎成了西藏的一个“传奇”。因为后者,西藏更像我的家。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,当人们谈论西藏的时候,他们经常谈论马援,当他们谈论马援的时候,他们经常谈论西藏。这已经成为我不可分割的命运。

第三个家是女孩村,我现在就要死在那里。这纯粹是一个哈尼族村庄,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,也就是说,他们的历史本身是流动的。作为一个新的村民,我很荣幸能够参与他们的村庄和民族历史的建设。因为当我写他们的故事时,我正在修补这个女孩村的虚拟历史。当一个人参与虚拟历史的构建时,他已经成为一个有机的成员。因此,当谈到祖国这个话题时,我把我在三个地方的个人标记融入了我对祖国的理解,这三个地方并不是我真正的家乡。

马援的画。

新京报:你逃离大城市后,在海口定居了很长时间。为什么海南不属于你的“家”范畴?

马援:我是典型的客人。我在海南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了。我妻子也来自海南,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海南没有出现在我的故事中。事实上,我最大程度上理解我和一个地方之间的命运,它是否已经进入我的写作和我的个人历史。一旦我的个人历史与我去过的地方的历史融合在一起,它可能对我来说更有意义。没有海南这样的东西。这很奇怪。我只写过一两个偶然提到海南的短篇故事。我写了许多关于西藏、女孩村和知青生涯的小说。对我来说,这三个地方已经成为我的家乡和我记忆的一部分。

《女孩的村庄》,马援,花城出版社,2019年6月。

将马援的小说等同于藏族小说实际上是误读。

新京报:人们经常认为西藏是激发和决定你写作的地方。虽然你后来写了很多,但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,你最好的小说是那些有藏族背景的。有人甚至说,“当你来到西藏,马援就诞生了。马援死于西藏”。

马援:事实上,我去西藏之前已经写了十多年了。人们经常给我和西藏贴上标签。说到马援的小说,我们必须谈谈西藏。说到藏族小说,我们必须谈谈马援。事实上,这是一种误读。毕竟,我只在西藏待了七年。虽然我写了更多关于西藏的东西,所谓的社会影响可能更大,但它只占我整个67年生活的一小部分。在我的记忆中,西藏的意义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、那么重要。

对其他人来说,我等于西藏。我的藏文小说是我存在的样本,但对我自己来说不是。我珍惜每一次经历,西藏以外的60年对我同样重要。就像你有十几个孩子一样,给你一张长脸的是你的孩子,其他孩子不存在,不,每个人都是你的孩子。

新京报:浙江文艺今年出版的两本新书都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。现在,当你把这些关于西藏的故事看作“另一个”时,你会怎么想?

马援:这些是我写的最好的小说。毫无疑问。也许这次在西藏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当我说“最好”时,我指的是在艺术、语言和许多其他方面成熟的时期,同时仍然年轻和精力充沛。在这段时间里,无论我是否在西藏,我个人认为我完成的作品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好、最有活力的作品。活力和经验之间有一个最佳的契合点,这是小说家的最佳时机。我去西藏时30岁,离开西藏时37岁。从30岁到37岁,一个人年轻时还年轻,成熟时就成熟了。

和西藏自己的魔法。我记得那是大约85年前,当我遇到莫言的时候,他告诉我马援,当你去西藏的时候,你得到了一笔大买卖。西藏无疑是一块宝地。我记得柯南·道尔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小说。他说地球上有一个凸起的高原。这个高原的自然生态不同于地球其他地方。住着一群非常奇怪的人和一些非常奇怪的故事。物理意义上的西藏和人文意义上的西藏同时存在。那时,我只需要写下我的日常生活,成为一部传奇小说,几乎所有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我的周围。现在再看看,这些小说已经写了30到40年了,但就像它们现在写的一样,时间并没有使它们失去或瓦解。

马援

在西藏:“会见”和“看戏剧”

新京报:仍然有很多人向往西藏,尤其是一些困惑的年轻人。他们将去西藏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出路,但更多的人没有找到它。

马援:但是很多人已经找到了。例如,电影导演张杨去西藏时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。他用皮绳做了《飘》和《灵魂》。他找到了他的东西。马援也找到了。当我第一次去西藏,连续写了几部小说后,当时西藏的作家特别惊讶,说我们在这里呆了这么多年,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呢?我说也许我的命运很深,我一到就遇见了他。

我很喜欢“相遇”的概念,就像最近写的“女孩的村庄”。当我儿子从国外回来时,他看到了我的手稿,发现它非常神奇。他说,爸爸,你是怎么到那里的?我也去。所以他沿着故事中的路线走了一遍。当他回来的时候,他说我为什么不去见他?我是对的,一个描写一个地方的人是命中注定的。

我认为“会见”是一个特别好的词,尤其是在哲学意义上,“会见”,这将使你成为一个不同的小说家。可以说,“相遇”是与一个隐藏的世界的联系。当你相遇时,你与事件和人物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联系。

新京报:你觉得万玛才旦写的关于西藏的小说怎么样?

前原诚司:我特别喜欢万马的创作。我认为我们在内心是相似的。万马写了那些著名和熟悉的藏族伙伴,我见到了我的汉族伙伴。我总是说当我在西藏的时候,我像观众一样去剧院。我邻居、同事和新朋友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像舞台剧。他们在舞台上表演,我在台下看着他们。所以当我读万玛的小说时,我觉得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。我们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人,我们看到了我们不熟悉的事件,我们都遇见了。

新京报:说到戏剧和舞台,万玛才旦的第一部电影《静静的马尼斯通》(Quiet Mani Stone)也有类似的视角。有一个场景是一群人在表演。观众在观看,观众在表演。

马援:在我的藏族故事中,直接的交集是我的汉族朋友,而藏族朋友,由于语言和习俗的不同,几乎没有交集,所以藏族的生活就像是为我看一出戏。范玛在他的电影《安静的马尼·斯通》中,我在我的小说中选择了一个“戏剧”的视角。

例如,我写了丹尼尔,一个藏币收藏家

(小说《流浪的上帝》中的人物)

他比我晚两年来到西藏。他也来自东北,学习历史。当他到达西藏时,他很快为自己发现了一件事:他发现隐藏的硬币特别神奇。我也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灵感。对我来说,我不熟悉的关于他的故事实际上就像在看一出戏。在我看来,像万马一样,他似乎有心理感应。虽然我们落后了十年半,但他的视角和看待世界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《武进之牙》,万玛才旦,中信出版集团,2019年6月。

批评家们还没有充分探索先锋小说的真正意义。

新京报:谈到你在西藏的小说,绕过“先锋”这个话题有点困难,尽管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。就在几天前,我看到一群读者在讨论马援的小说。他们讨论了形式和内容的问题。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“先锋文学”无法继续,因为它过于追求形式创新,忽视了文本本身的精神深度。有些人认为马援

(当时)

人们对如何编造故事关注得太多了。内容和形式失衡。你对读者的这些感受有什么看法?你曾经说过,虽然有关于马援研究的论文等等,但每个人都在方法论上徘徊。没有人真正用心阅读文本本身,远离内容。

马援:俗话说,世界上所有的物品都属于一个家庭。你模仿我,我模仿他。这实际上是真的。关于人的故事,事实上,如果你总结一下,你会发现它特别简单,比如两个人的故事,比如三个人的故事。当三个人的故事被讲述时,它已经是头条新闻了。你看不到一部小说有时有几十个人,都是几十个人的故事,其实总结起来还是三个人的故事。

人们的故事就像几何图形。三角形是最基本的几何图形。四个角是两个三角形,五边形,六边形等等,它们都是三角形的组合。不管有多少角度和复杂的几何图形,三角形最终都可以用来分解它们。不写故事或小说的人可能不会多想这件事。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这个故事是复杂的、有趣的还是怎样的,但事实上这个故事类型特别简单甚至粗糙。三角形实际上可以总结一切。

当我这么说的时候,问题就出现了——形式带来了新的内容,没有人真正研究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美妙之处。

事实上,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被前人讲述过了。19世纪有许多杰出的小说家。每个国家都有一大群小说家。这些小说在19世纪辉煌了整整一个世纪。在过去的100年里,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涌现出来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,但在故事的结尾,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故事讲得淋漓尽致。最有可能的突破是在方法论上,而不是在深度和广度上。

当你看大仲马以前的故事时,它主要是关于“关系”。大仲马开始谈论“情感”,并进入了心理层面。然后,到了19世纪末,心理小说已经走到了死胡同。例如,莫泊桑的心理小说《像死亡一样坚强》,一个讲故事讲得如此好的作家,讲述了一个活的和死的长故事,这是非常悲伤的,因为他想探索一个新的维度。作为19世纪末重要的小说家,莫泊桑的经验教训是让20世纪后来者意识到小说仍需探索新的道路。所以到了20世纪初,意识流小说开始出现。意识流小说不同于心理小说。心理小说是关于心理逻辑的,这种逻辑必须是线性逻辑。线性逻辑之间的每条链都必须有效连接。但是说到意识流小说,混乱就开始了。

当我这样说的时候,我其实是想说,20世纪初的那群小说家原本想突破,但突然把这部小说写到了路的尽头。当你读尤利西斯,去灯塔,回顾过去,你会发现小说的方式已经死亡。所以没有办法,于是呼唤真正的主人,海明威出现了。海明威觉得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,每个人都在把小说加起来写得极其复杂。

因此,在海明威时代,人们对他的贡献有一种特殊的隐喻形象——板斧写作。他做了大量减法,砍掉了所有的树枝和卷须。最后,只有名词、动词、主语和谓语,它们比以前更加简单明了。他的贡献给海明威的小说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——抛弃那些真正有用和有意义的东西,尽可能多地剥离那些可能带来重复、复杂性和复杂性的元素。

我认为“先锋小说”的贡献主要在这里。我记得吴良在开始时说:有一个人叫马援。我们不熟悉他写小说的方式,但他写小说很有趣。我们对小说的最初归纳分析,包括批评方法,突然失败了,因为它不像我们最初关注的东西,如主题,如价值探索。

事实上,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,我们希望能在人类的重复叙述中找到一种新的方式。这种方式可以带我们去分解我们已经知道的价值观和体系。在这个过程中,可能会形成新的价值观,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和不熟悉的系统。然而,这个陌生的系统实际上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理解和思考。

先锋小说的真正意义和价值,我认为评论家们并没有真正挖掘清楚。什么是先锋?你不走在前面吗?多年来,这部小说以很大的优势回到了故事中。每个人都想尽一切办法讲述各种新奇的故事。在这个过程中,内容也是前卫的,也就是说,它在前进。

但是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来自旧时代,我们在自己的写作中努力破解、改变和做出全新的尝试,探讨19世纪和20世纪的小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。至于是否接受,接受多少,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初衷和愿望为主要方向。因此,在“先锋小说”时代能留下多少东西取决于后代的选择,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或决定的。当我说“先锋小说”已经过时时,我想我一点也不理解“先锋”这个词的真正含义,但是“先锋”的意义和价值是永恒的。它形成了一种引导和一种发展。

新京报:也可以说,“先锋”的内涵在不断变化,与时俱进?

马援:是的。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规则,不是说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,它一定是先锋。说实话,由于现在电视剧的高度化,许多小说已经成为电视剧和电影。这种情况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,回到大仲马时代——主要是故事和人物。例如,当我们看电视剧《一切都好》时,我们特别记得倪大红和郭京飞。这是对角色的回归。大仲马的许多故事都擅长刻画人物。它们是一种恢复古老的方式。如果它们是好的或坏的,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和倒退。

马援年轻时

潘多拉的盒子和时间是不可逆转的。

新京报:搁笔二十年后,你写了《牛鬼蛇神》,后来的这几年又开始创作一个“形而下”三部曲——《纠缠》《黄棠一家》《搞笑》,最后一部《搞笑》还在创作中。所谓“黄棠”,就是荒唐,你之前说,“纠缠”“荒唐”“搞笑”是你对当下时代的三个认知判断。可否更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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